（五）当代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从财政税收结构看，根本不可能存在中央集权制，实际上更多时候在经济和政治上搞得都是"地方化"。但地方政府实际上不承担金融风险和投资损失，那么，风险责任只能最终由中央来承担。

政治上的地方化第一个派生的社会现象，是地方追求工业化收益而同样不承担制度成本。当西方把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其内含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矛盾也就转移过来了，于是转移了产业的西方国家，出现中产阶级兴起和民主政治扩大，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就被放弃了。接着，发展中国家资本和劳动的对抗性矛盾就成了主导矛盾，中央政府仍然使用传统意识形态无法解释干群对抗，遂使财政用于"维稳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前不久我给广东人讲课时候说，2008年南海区连续发生成规模的打工者有组织的罢工并取得成功，是中国在21世纪进入了马克思经典理论描述的对立矛盾引领社会结构变化的里程碑。

第二层的派生结果是西方转移产业使得地方政府促进形成了更多亲外部资本的上层建筑的制度形式。因为，西方是把旧设备高价淘汰给中国。于是发展中国家更多形成外债，欠债国家在西方压力下的国内上层建筑因此产生了转轨、改革，从原来的亲内资变成了亲外资。于是，地方政府推动国家创造了良好的经商环境，这在发展中国家成了普遍现象，不管发展中国家采用何种意识形态。

各位注意，本国在最近两年才多少改变了亲外资的政策。此前，国资收税超过50%，民资33%，外资仅14%，何谈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现在虽然统一所得税率33%，但是地方化体制下的政府仍主动减免。从1999年以来国债投资大规模增加的结果，是国有垄断资本的加强，对于民资确实是不平衡。但同期大规模引进外资则意味着地方政府更多亲外资。外资要是没有相当高的回报率是不会来的。例如，1990年代美资在中国的回报约为20%，中国在美国的国债市场投资是不足6%，现在是美国高达33%，中国下降到不足4%。客观结果是，听任外国拿走中国的钱，反过来再投资到中国占有战略产业并且占有高回报，这也是多年亲外资政策所派生的结果。

随着西方产业大转移，就出现了这些派生现象。西方把产业资本过剩造成世界大战的主要矛盾转移了。如今，中国在生产过剩压力下的主要矛盾也会在国内表现为爆发趋势。

当代发生的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第三次危机--金融全球化危机。

如果只认识到这是个资本主义历史的阶段性危机，那并不具有创新性。认识到这种危机代价向弱势群体转嫁、以及怎样转嫁，才是我们的理论创新。

大家都知道，因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竞争增发货币，而势必导致金融资本泡沫化。但美国面对危机仍然得靠更多增发货币，由此发生了连续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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