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验分析：中国在世纪之交的战略调整

那么，什么时候政府能够改出亲资本的模式呢？如果按照以上分析给出的逻辑，只有当资本过剩的时候。我们中国是在什么时候调整了亲资本的政策体系呢？1999年。原因是"生产过剩"。

同样在1999年，中国的执政党有了重要的新提法--以人为本。

早在1998年东亚金融风暴造成中国出口下降的时候，中国老一辈的经济学家马洪发现我们已经进入了产业过剩的历史阶段。1999年中年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指出我们面临的其实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劳动力过剩与生产过剩，二者互为因果、高度相关，劳动力过剩价格下跌，就会内需不足，恶化产业过剩。这种双重过剩，恶性循环，本是引入市场机制造成的市场失灵，靠市场自身没有好的化解方法。那一年他就提出政府应该启动国债投入新农村建设，内需不足和生产过剩恶性循环才能解决。

大家不要为社会上的各种说法左右，要看到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质性的变化：周期性的生产过剩是一般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西方体系遭遇这个矛盾的时候，发生的是世界大战--用战争来摧毁过剩的生产能力。为什么说资本主义有寄生性、腐朽性？因为其无法解决这种矛盾。其实，中国人遭遇到这些矛盾的时候，试图寻找西方哪个解决了的案例，其中，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当时针对过剩研究了罗斯福新政的实际作用，当时他们就指出，罗斯福新政并没有跟本上缓解危机，最后还是欧洲爆发了二战创造的战争需求化解了美国的危机。

1999年中国的生产过剩怎么化解？客观地看，作为一个超大国家，过剩的规模和性质，绝不亚于30年代发生在欧美的生产过剩。认真看数据会发现，90时代后期，中国制造业产量已经达到全球第一，过剩是显然的，我们的大宗商品都是过剩的。那么，中国使用了西方化解矛盾的办法了吗？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当时的政策部门，并不受制于海外政客和媒体们高度关注的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化的政策结果是：1999年以来的10年间，中央政府用超过10万亿的国债投资带动就业，基本上化解了双重过剩危机。当然，也派生了很多问题：

其一，1999年启动西部大开发，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高速公路三纵两横，这些总计2万多亿国债，五年投下去，带动基础建设投资3万亿，使得中国政府换届时，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大国。不过，西部开发虽然有效，但这个过程难免产生大量坏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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