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创新：成本转嫁论--全球金融化是如何加剧制度性贫困的
因此，人们需要分析，当代全球化的实质内容不是教科书上讨论的商品生产和自由贸易。今天占据主流的西方世界更主要依靠的是两个增长：政治强权的增强及其派生的货币化增长，和货币大规模增发派生的作为资本化主力的衍生品交易量的增长。
而制度性贫困，与这种全球化伴生的成本转嫁是与生俱来的。
总结我在最近十几年开展国际比较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只有五个字：成本转嫁论。亦即，制度性贫困是承载了全球化的代价的客观结果。
这是个以政治经济学为框架、以制度经济学为方法的理论创新。从这个客观研究反过去找理论资料的时候，就找到了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这属于一个讨论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提出了"核心--半核心--边缘"的世界体系，这个基本框架可以做我们分析全球化的一个理论工具。此外，则也承袭了萨米尔•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与相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已经属于最具革命性的新制度经济学相比，这些理论更具革命性和现实性。
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具有革命性的原因，是将微观分析为主的西方经济学过去不纳入的制度甚至文化等基础性因素吸收到经济学框架中了，虽然其目的是据以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轨，但毕竟有从"经济脱嵌于社会"内生的幼稚向"经济回嵌社会"的成熟有所回归。
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比较具有积极意义的、并且易于被新古典理论体系接受的，是认为制度变迁产生增量收益。在中国较早用制度学派理论研究改革、并为西方人提出"北京共识"奠定理论基础的，是林毅夫教授。1980年代林毅夫从海外归来与国内学者合作主持研究项目，证明了因农村制度变迁创造的农业增产占的比重约为46%，此后，这种"制度收益论"成为中国政治家及经济家都乐于接受的主流观点。但是，虽然"有多少收益就必有相对应的成本"只是个基本常识，却很少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愿意讨论制度成本。
由于我的实证研究起步于1980-1990年代的农村试验区；按照试验法的原则只能"不断证伪才能接近客观真理"，在这种不断证伪的试验过程最初我只归纳为"制度成本论"。后来更多做国际比较研究时才进一步意识到，制度成本并不是我的理论创新，而发现占有制度变迁收益的利益群体把制度成本不断对下一级做层级转嫁，才是我的理论创新。因此我修改为"成本转嫁论"。
理论家大都认同贫困是有制度性原因的，这个所谓制度性贫困，其实就是强势群体不断向弱势群体转嫁代价造成的--任何制度变迁都是原有框架内占有收益的利益集团进一步获取增量收益并向弱势群体层级转嫁制度成本的过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资源环境破坏愈演愈烈。那是因为：弱势群体至少还可以发声，但是环境却不能发声，当弱势群体无法承受累加的制度成本的时候，于是就转嫁给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