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创新：成本转嫁论--全球金融化是如何加剧制度性贫困的
首先，我们提出了不同于主流的问题意识：随着战后西方产业资本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生的全球化及其派生的制度性贫困问题，已经在世纪之交出现了重要的、但却被学术界视而不见的结构变化。
一是从政治上看，越是政治现代化国家其制度成本越高，越难以化解债务危机。因为，虽然世界上的国家负债已从发展中国家负债为主转变为发达国家政府负债占比高达70%以上。但是，那些因长期占据发达国家地位而构建了制度权和话语权的"新债务国"们却根本就不会认同他们自己确立的债务国必须接受债权国制度要求的原则。结果是：新债务国显然都趾高气扬地赖账，理直气壮地索要债权国"救助"，一度最亮丽的世界主流秩序势必被其构建者"始乱终弃"......
二是从经济上看，越是结构高度化的超现代经济体，基尼系数越高。其中，最发达的现代化美国GDP的85%以上来源于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其贫富差别超过0.5，大约1/5的人口不得温饱，属于高度现代化条件下拉大贫富差别的典型。在中国最现代化的香港特区GDP的80%以上来源于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并且也是基尼系数高于大陆大部分省市的地区。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比最高的是印度，其贫困率也高达1/3以上（民间组织认为1/2），属于贫富差别拉大、贫困问题严重到难以缓解的典型国家。同理，如果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或现代化大城市愿意把外来打工者纳入本地贫富差别统计，也会出现基尼系数显著提高的现象。
归纳已发生的经验过程可知，体现"西方特色"的政治和经济越是高度现代化，反而产生的贫富差距越大。高度现代化与贫富差别拉大这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因果关系，只不过构成这种因果逻辑的变量及其结构尚待验证。
其次，自从华盛顿共识问世，人们就自觉不自觉的接受其规定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内涵：世界只有20%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白人及其后裔为主），已经进入现代化，另80%的人口（有色人种为主），很难再进入现代化。另外的派生内涵是，因为20%的人口享受现代化就已经造成了环境的不可持续，再让另80%的人进入现代化，地球环境就无法承载了。基于这种占据主流地位的共识，无论中国怎么说和平发展，人们都不信。因为如果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人进入现代化，就改变了华盛顿共识，世界就不再是二八开这个被称为自然界"黄金分割定律"在人类社会的约束就会被中国人突破，变成了四六开。由此可见，无论中国人是"乖"还是"张"，西方主流的制度文化都会自发抗拒中国进入现代化。
再次，当人们讨论全球化的时候，需知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全球金融化。全球金融化进程中，人们只看到资本化一个方面，但资本化的前提是货币化，没有强势的政府依托政治强权超量增发货币，金融资产总量就不会如此短期里大规模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