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弄清真相得下笨工夫

相对的真实

对一个作者来讲，写这种作品显然要比写小说困难得多。“可以说这篇作品基本上没有虚构，基本上是真实的史料，不然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小说可以坐在屋子里想，但是《温故一九四二》我花了好几个月，一点一点进行采访。”

“这些人的记忆也许是不真实的，但是他在说话这个时候是真实的。”刘震云认为这就是一种叙述的真实。

刘震云还查阅了许多史料，到图书馆，查1942年的报纸。比如当时的《中央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河南民国日报》，同时包括一些县的报纸。

“当然，几十年前的报纸所反映的东西也未必真实，但是有一点是真实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报纸是真实的。”

同时，刘震云还反复研究其他人写的关于1942年的书。“像美国有两个人，一个是当时驻中国大使馆的谢伟思，还有《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他们的书中记述了当时的生活状况。他们的书使我所看到了外国记者的记述和中国报纸的最大区别。”

刘震云说，中国报纸写的是事件，而外国记者写的是具体的人的情况。“如在洛阳火车站，灾民穿的是什么衣服，戴的什么帽子，吃的什么东西，火车站的气味，他写的是这样一种东西。”

“当然外国记者写的也可能是不真实的，但是这本书的存在是真实的。你调查的人所说的未必是真实，你看到的报纸也未必是真实的，你看到的外国人的书也未必是真实的，但是三者的比较就会得出你自己关于这件事的真实。”刘震云自嘲，“也许会有人说：刘震云写出来的也未必是真实的，但作品所反映出的刘震云的目光是真实的，真实的历史永远是不存在的，只能说是相对的真实。”

关注真实，大概是作家们拒绝闺房写作的最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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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