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品评——是是非非说好汉
四、艺术真实与道德缺陷之矛盾
长期以来，解读《水浒传》都是从全书的主题出发，“忠义说”、“忠奸斗争说”、“农民起义说”、“为市井之民写心说”是认可度最高的几种。它们虽然是从不同的侧面对水浒的中心进行宏观概括，但相同之处就是都先验地将水浒里的人物分出了优劣品质和阶级派别，人为地拔高了书中的人物和事件。正确的解读应该是排除一切先入为主的观念，以最客观的眼光还原作者的创作意图。
《水浒传》本写一个在梁山的民间军事群体逐渐发展壮大，最后形成足以与朝廷正统军队对抗的势力，在这个过程中梁山军曾多次与朝廷的奸臣进行斗争，所以具有了某些“侠义”色彩。宋江带领全伙梁山军接受朝廷的招安，平辽国、征方腊是梁山的转折点，也正因为有了抵抗外敌，平定内乱的贡献，才使梁山获得了“忠义”的美称。但这并不能改变梁山队伍大部分是地主、恶霸、贼寇出身的劣根性，有专家就曾分析指出，梁山一百零八将至少有四十多个“不好汉”;金圣叹也曾评点：“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豺狼虎豹之姿”形容梁山头领外貌性情凶恶;“杀人夺货之行”暴露了梁山头领杀人抢劫的罪行;“揭竿斩木之贼”揭示了梁山军打着忠义旗号与朝廷抗衡的贼寇本质。
为什么作者要保留书中“滥杀无辜”、“打家劫舍”、“强抢民女”、“喜吃人肉”等一些不符合好汉标准的情节呢?为什么作者不将梁山头领都塑造成毫无缺点、名符其实的好汉呢?这就涉及艺术真实的问题。艺术真实直接来源于社会生活。艺术家以生活真实为基础，按照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和自己的美学理想，对生活进行提炼加工和集中概括，以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它的真谛在于艺术形象与社会生活内在规律和内在逻辑的艺术吻合。《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依据历史记载、民间传说、作家的真实生活体验，再经过艺术加工而成的。宋江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东都事略•侯蒙传》记载：“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可见，作者虽然给宋江一伙冠以忠义的美名，但并没有主观地抹去梁山头领和小喽啰们出身贼寇的属性，这样才能使作品建立在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基础上，不会失真。
可惜的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在遵循艺术真实的原则上却忽视了一点，就是作者可以按照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和自己的美学理想，对生活进行提炼加工和集中概括，对生活真实进行净化、深化和美化。要揭露丑恶而不是欣赏丑恶。但水浒常常以一种欣赏的态度来写这些丑恶，如四十一回梁山头领抓住黄文炳，宋江问道：“那个兄弟替我下手?”“只见黑旋风李逵跳起身来，说道;‘我与哥哥动手割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烧吃。’”晁盖说：“说得是。教取把尖刀来，就讨盆炭火来，细细地割这厮，烧来下酒”。前文所说的秦明、朱仝、卢俊义事件与此相似，也是存在道德缺陷的。
（本文来源：国学网 作者：廖文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