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第三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专门为台湾漫画家朱德庸设立了一个主题日。朱德庸本人携新作《绝对小孩》亮相，并为其衍生产品的开发找到了合作伙伴。首次参加动漫节的朱德庸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自己一直想做出一个标志性的“中国动画”，而此次与浙江卫视合作开发《绝对小孩》动漫产品则是他的一次尝试。

新作：《绝对小孩》有我和儿子的影子

新京报：动物和小孩是你漫画创作中一直不想碰的两类题材，《绝对小孩》就是其中的一类，为什么？

朱德庸：我发现，小孩具有神奇的力量。陪着小孩过童年的时候，我重新过了我的童年。另外，我小时的恐惧在自己小孩成长时一点一点地被治疗。

我小时候非常怕上学，我以为我自己的小孩也会有同样的经历。我送他上学时感觉是自己去上学。甚至连老师的“联络簿”我都不敢看一眼。但是动动非常喜欢去学校，他一点一滴地治疗了我的恐惧。

在《绝对小孩》中我很想表现的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小孩的部分，我想在《绝对小孩》中呈现出小孩的实际状态，他们在生活过程中的想法，生活方式。另一部分是大人的。

我觉得现在的大人不快乐，很悲惨。当然是整个时代进步、经济起飞迫使大人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你并不能说我不想承受那么大的压力，我就不让时代往前走，就不让社会进步，反而你该做的是你的心态应该退回到你是小孩的时候是怎样的。

新京报：《绝对小孩》中有很多你小时候的影子？

朱德庸：是的，还有我与儿子的事情。类似漫画中“五毛”回答父母到底有没有洗澡时的遭遇就是我小时候的经历。五毛说自己洗过澡了，但是父母看到毛巾是干的。五毛就说“你到底是打算相信你亲生儿子，还是相信一条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毛巾？”新京报：你小时候更像书中的哪个角色？

朱德庸：我比较像“讨厌”，而我儿子更像“披头”。

新京报：你曾说“每个小孩每天都以他们各自不可思议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绝对小孩》只有六种类型？

朱德庸：漫画人物不能太多，多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没有主角了。这就像一部戏，主角一大堆，就等于没有主角。这个道理跟画《涩女郎》是一样的。

六个小孩我感觉差不多，有男有女，基本上也做了一些分类。有家里有钱的，贵族妞啊，有比赛小子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什么事都拿第一的。当然并不是说这六个小孩就囊括了所有小孩子。但这六个小孩里面每一个都兼有了不同的性格，世界上不可能个性那么单一化。

衍生产品：我最重视动画片

新京报：你的漫画作品一直被改编成影视剧、舞台剧，这次在形式上最大的探索是什么？

朱德庸：是动画片。动画片是我最重视的。我一直想做出一个中国的动画。在国外，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有一个很经典的漫画、动画。美国像米老鼠、加菲猫；日本有宫崎骏，这就相当于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感觉，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文化产业。但是我们中国没有。

其实我画了 20 年了，早就想退休了。但我还是想办法在那憋着，能做一些是一些。

不管怎样，我认为还是要在动漫方面做个指标性的。

新京报：《绝对小孩》的衍生产品还包括电视节目，你觉得它最能引发什么样的社会话题？

朱德庸：我觉得现在社会父母与小孩的关系是个很大的课题。我小孩 5 年级时就有人问我，你小孩青春期到了没有，跟你有没有冲突啊。我都说很好。直到他高一了都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在用一种非常自由的方式教导自己的小孩，他念小学的时候我们会帮他请一个月的假，带他出国旅游。小时候，我跟小孩一起玩玩具，也一点都不会让他，常常将他的玩具折断。他就会哭，我就会说，哭什么哭，我又不是你爸爸，我是你哥哥。

谈动漫产业：中国动漫需要一个指标性动作

新京报：动漫产业的良性发展需要哪些努力？

朱德庸：其实是全方位的。动漫有很多环，出版就是一环。

像日本、美国很多成功的动漫就是从漫画改编的。投入漫画的工作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像日本、美国漫画家的收入非常高。产品设计重不重要？也很重要啊。目前，我觉得中国的动漫前途，并不在于说拍出一部好片子，而完全在于有一个动作，让足够的后备力量愿意投入。日本的动漫一直会有人投入，已经像任何一个有前途的产业一样。但你知道，我们的父母知道小孩喜欢画画以后是担心的，会说你怎么办啊，你以后要去讨饭了。

新京报：有评论认为，《绝对小孩》的产品开发标志着动漫产业进入一个新阶段。

朱德庸：我觉得确实是。因为从欧美模式来看，先是从出版品，一个漫画开始，再去做成所谓的动画。从这一点来看，目前我们是往前跨了一步。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推广，让所有喜欢漫画的人知道：原来我画漫画，有一天也会改编成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