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我经常往返于杭州与武汉两个城市，一边是工作，一边是读书。在杭州时，要忙着跑采访，策划选题，写各种颇为无聊的稿件，还有杂事一大堆，可是心里却记挂着武汉的读书；好不容易腾出点时间跑到武汉，上课，听讲座，读点书，聊些天，心也很难静下来。

总会有人说，你何苦呢？现在还有谁会这么傻，跑到那么老远的地方去读书，以你现在的状态，干吗不好好地在“新闻战线”上做些成绩出来，再巴结一下领导，争取更上一层楼，住上大一些的房子，尽快开上“主流”的小汽车。我说，是的，可是如果我不想方设法读点书，我会很难受，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快失去方向感了。

如今，我不得不同时面对“三老问题”：老婆、老师、老板。心在几头牵扯，真有种焦头烂额之感。但尽管如此，还是能体验到许多的快乐。相比于前些年自我放任、视野模糊、漫无主题的生活，感觉要好多了。当然，“三老问题”一来，对我而言，许多人信奉的“三有主义”好像是暂时没有机会实现了，那就是：有钱、有闲、有趣。

如今正是一个世俗物质生活合法性得到极大彰显的时代，放眼望去，身边几乎全是些努力奔中产的人。这当然没什么错。可是在意义被全面解构的年代，我却仍然要做一个寻找意义的蠢人，也就是说，我始终无法做到把物质生活和消费生活本身视为活着的目的。用史铁生的话说，那样人生可不就是一个吃饭、排泄的生理过程嘛。尼采曾经质疑“如果没有上帝（生存的道德意义），生活将是难以忍受的”这种观念。他是为了真正消除人们根深蒂固的罪感，为了人能够在上帝死了以后自己做上帝。而这时候他其实也还是承认“对于生活以及生活的维持者来说，必不可少的观念应该是存在的”。

其实意义（观念）的东西还是非常顽固地存在于人心中，否则人们也就不会一辈子不停地折腾了。跟朋友聊起“比尔·盖茨为什么还要赚钱、贝克汉姆为什么还要踢球”这样的问题，得出的结论也很平庸，那就是他们在追求最大化的快乐，那种折腾（操劳、踢球）的快乐要远远超过灯红酒绿、吃喝玩乐带来的愉悦，更是完全压倒了折腾过程中必然经历的焦虑、困乏、压力。我当然不否认性爱（美女如云）、休闲（海滨度假）、消费（豪宅香车）等带来的快感，但是它们不可能成为人生的目的，否则，比尔·盖茨、贝克汉姆都可以歇下了。最大化的快乐必定来自创造性的活动，而创造性的活动就是折腾。

坦白说了吧，引发我来思考这么一个无聊问题的根由，是我前些天与一位出租车司机的交谈。

那天是个雨天，我手里拎着几个小店里买的葱煎小包子，打车赶去上班，要开会。司机看我一副紧张的样子，深表同情地说：“唉，你们上班也辛苦啊。”

我敷衍道：“没办法，要拿那几块工资嘛。”

他有点饶舌：“如果你买体育彩票，中个 500 万的头奖，就用不着这样工作了。”

“如果你有 500 万，打算做什么呢？”我问。

他一下子来了精神：“那我就买七八辆出租车，找人开，我自己再也不开了，当车老板，再买三栋房子，一栋自己住，两栋出租，当房东。我每天就收钱。”

“收了钱以后呢？”

“那我就天天打麻将，泡茶馆。”

“然后呢？”

“然后么洗洗脚，洗洗头，再洗洗桑拿。每个月这么多收入，小姐随便找找好了。”

“然后呢？”我固执地问道。

前面红灯，他踩住了刹车，很奇怪地转身瞪我一眼，脱口而出：

“然后？什么然后？然后么好死了喽！”

……

韩少功写过一篇怀念老友莫应丰的随笔《然后》，里面说：“倘若不把过程看得比目的更重要，倘若没有在过程中感受到辛劳的愉悦，那么欲望满足了便会乏味，目标达到了便会茫然，任何成功者都难免在通向未来一片空白的‘然后’二字前骇然惊心。”这应该算得上智慧之论，只是知易行难。

最后抄一段尼采的话，给我这篇不伦不类的东西作个收梢。那是他在宣告“上帝死了”以后的激情欢呼和热烈预言，那是人们重新开始寻找自己“活着”的意义的时刻。或许我也总在一次次的起程、一次次的振作中守候着这样的时刻——“我们的地平线似乎又显得开阔起来，即使这条地平线还不是很明亮，但终于我们的船似乎可以再次起航了，不顾任何危险地起航了，我们又被允许做任何探险了，大海，我们的大海再次敞开地铺展在那里，像这样 ' 敞开的大海 ' 或许从来还没有过。”

相比于渺小的自己和微不足道的奔走，如此引申确实有些矫情，但我喜欢这样的意象：“敞开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