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和谐地生存
——“绿色GDP”、生态伦理、资本主义及其它

自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十七世纪以来席卷全世界以来,人类所掌握的生产力、所创造的经济总量和所消耗的物质资源的程度已经到了极为巨大的地步。当今的世界,贫富极度分化、无益于穷人的奢侈品工业与军火工业空前旺盛、一小撮富裕国家对大多数穷国的控制和剥削进一步加深、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生物多样性的迅速消失。全世界的六十多亿人口,当今正处在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只有大智慧与大道德才能为全人类指出一条光明前途。在经济学界、思想界和政界,“绿色GDP”理念的提出,具有振聋发聩和切中时弊的意义。

在当今世界,不分富国还是穷国,都面临着共同的环境危机。包括环境危机在内的人类社会的诸多危机,本质上是人类文明能否持续下去的问题。当今世界大行其道的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目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阻力,这种挑战与阻力的根本源头在于工业革命所肇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从物质运动的层面上来分析,这一经济体系是由环境生产力(最主要的是原材料与能源)、环境的容纳更新能力和人的体力和智力资源支撑的。但在理念和制度上,当前的经济体系无视甚至否定环境生产力和容纳更新能力的存在与贡献,因而它与环境产生了深刻、广泛,以至不可调和的对立与冲突。

这一经济体系的循环模式是:先从环境中获得大量的物质;然后将获得的自然资源加工成产品;再将这些产品交由消费者消费;最后将消费过的产品弃置于环境。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物质消耗水准的提高,环境生产力难以为继,不能向人类提供无限的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也无法消纳人类弃入的越来越多的废弃物。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现有经济体系中环境因素得不到重视、环保制度难以施行的原因是现有的经济核算和统计体系的不完善。现有的经济核算和统计方法中,不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都没有把环境的投入(包括自然资源的投入、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生存指数的降低)计算在内,因此所显示出来的经济效益远远不够准确和全面,而且极有可能是得不偿失的。由此可见,为了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实行“绿色GDP”制度,摒弃不将环境投入和损耗计入成本的现行的GDP的核算和统计制度是极为必要的。改变当前的经济核算体系,构建与环境和谐的新经济体系是一场从观念到行为的革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不管改造现有经济体系的过程需要多长,都必须有一个好的开始和好的切入点。而“绿色GDP”的理念与制度就是这种好的切入点。

归根结底,目前的经济模式是一种非持续发展经济的经济模式,是一种资源消耗型与环境污染型的黑色经济。是对自然资源的“大量索取、大量投入、大量消耗、大量废弃”的利用模式与生产方式。当前的经济体系是造成环境与经济尖锐冲突的根源,因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从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试图在这种经济体系的内部进行调整来解决这一冲突,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人类的行动仅仅局限于保护环境还是远远不够的,这种保护环境的行动还是以“人类中心论”和“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作为出发点的,还远远没有触及到人类本身和人类文明的悖论即人类的活动是否最大限度地节约了资源和最大可能地保全了地球上的全部物种。

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如果人类希望永久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话,人类应该具有自然伦理的意识——人生活在地球上,在享受着自然界物质产出的同时。在保证自己需要同时承担对环境的保护和维护生态平衡的责任。与此相应,生态经济伦理学就是顺应生态经济发展的新时代要求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伦理观,它要求把人类经济的发展建立在节约自然资源和促进自然生态平衡的基础上,而不是靠无情地算计、盘剥和掠夺自然而谋取经济效益的片面增长,其目的是为了实观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具有生态经济伦理的意识,把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放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人类必须认识到——人类是地球的客人而不是地球的主人,人类有权享用自然界的丰厚产出,但是不能为所欲为,毫无节制。人类必须自觉坚持与自然界作对等的交换,使自然资源保持平衡和不减少物种的总量。只有这样做,人类在生存环境方面才会有长远的保障系数、安全度与自由感。

从全人类目前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诘问,仅仅是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就是“绿色GDP”理念的终结吗?难道人与人之间不能保持一种自然与和谐的关系吗?为什么人类不能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尽可能地用来改善人类的处境而不是用来互相算计、争斗与折磨?难道人与人之间就只能永远是狼对狼?人类必须认识到,只有通过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和协调进步。

我国社会学界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深刻地指出,现行的“GDP”系统,不仅有虚数(如广告业、有价证券以及赌场、妓院收入),而且有些是负数、负效应。即:GDP在增长,社会财富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人民生活水平反而下降。比如:盗贼越来越多,盗窃装备越来越精良;迫使居民花更多的钱,买更先进的防盗锁、防盗门、报警器。盗贼和居民两者买的设备都是计入GDP的,这种GDP上升就是“负数”。为了对付越来越猖獗的犯罪活动,政府更新警察装备、扩大并改进监狱设施,形成“犯罪警察工业”。这种GDP上升,是社会财富的减少,只不过增加了就业机会。至于把人们之间用来打官司、请律师的费用,在现行统计制度下也计算入GDP,这也是属于无用耗费增加、社会财富的减少和生存质量的降低的典型例子。

如果我们把批判的眼光放大到全部人类文明史,就会发现,为了彻底解决环境、经济与文明危机,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学和统计学意义的革命,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一场思想上与政治上的革命。以逐利单位的盈利为最高原则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本质也是存在的第一需要就是人类欲望的无限放纵和资源的无限浪费与损耗。在这种欲望在前方拉动和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在后追赶的竞争态势下,在经济上主动制造危机(同时也就是盈利的机会),再利用各种各样卑鄙无耻的手段向弱势群体转嫁危机和榨取权益就是必然的结果和不可改变的行为模式。在这种制度下,几张财务报表上体现出来的虚假利润,怎能掩盖现实中的巨大弊病?怎能阻止那些鲜廉寡耻,利己杀人者继续损人利己和杀人逐利?

自从文艺复兴彻底解除了宗教禁忌对人类放纵欲望的束缚,自由经济的基础就建立在自由的个人与个人的选择自由的前提下。因此,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不可逆性的逐渐提高成了统治者合法存在的前提。正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经济危机和环境危机的态度就是无限拖延,寄希望于技术的无限进步与经济的无限发展能抢在总危机的大爆发之前消弭这种危险。公共成本、集体自由与长远利益一贯是高扬个人自由行动与自由选择价值观的自由主义理论上的软肋与死结。在作为自由主义信念的核心观念——权力意志的驱动下,每一个逐利单位(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不管是跨国公司还是民族国家)无不力求在经济发展方面压倒对手和潜在的对手,而根本不管环境的真实承受能力与人类的真正需要。

全人类的在欲望方面的节制与平衡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总崩溃的开始。正如美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已丧失了合法性以后所反问的那样:“若不把经济发展当作自己的任务,资本主义存在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如果进一步地追问,就会揭露这种状态的可怕之处:要是继续无限制地追求经济增长,人类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人们可以接着反问,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到底有什么自由可言?答案就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只有把有限的生命和精力投入到无限的生存竞争与弱肉强食中的自由,绝对没有不参与竞争、算计与杀戮的符合道德理想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就象一个没有刹车的狂奔的赛车,是一个需要不断输入能源的自激系统,输入能源的量越多,运转所需求的量就越多,终有一日将倾覆与毁灭。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就是生产力的角斗场,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大赌博。是对一切资源——不管是自然的资源还是人类的资源——的极大浪费!只有无限的资源才能够支撑市场经济的无限发展。事情的真相是:经济发展与财富积累的对应是道德品质的无限堕落;技术进步归根结底是权力意志的自我实现;社会自由与人性解放的本质是欲望的无限放纵。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被刻意设计的资本至上、竞争驱动和利润自激的体制。它对环境和人权的保护本身就是捉襟见肘,扶得东来西又倒。在这种体制下,强势阶层中获得了多少财富与权利,就意味着对弱势阶层进行了相应的剥夺与榨取;在一个国家中得到保护的人权和环境必然会在另一个国家中彻底剥夺,平衡才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

伟大的思想家甘地已经指出,“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壑。”但是从人性恶的角度来观察,就会如同赫胥黎那样得出结论——“人类就是要满足某些欲望,如果得不到满足,这个世界就会从外部毁灭。如果得到满足,这个世界就会从内部毁灭。”因此,只有道德化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真正保护人类的自由、幸福与尊严。而道德只有在人们愿意自觉自愿的遵循它的要求的时候,才能够发挥作用,但愿人们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另一方面,人们更加必须认识到——如果没有社会制度的设计与国家政权的保证,绿色“GDP”、生态伦理经济的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规划能够得到实现吗?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的美好前景会自动来临吗?历史真相恐怕是——对黑暗势力不抱有警惕,不经过顽强的斗争,人类和人类文明的前景是极为恐怖和黯淡的。

据海外著名学者俞力工先生介绍:美国旧金山曾于一九九五年举行过一个集合全球五百多名经济界、政治界精英(与会者包括萨切尔、老布什、电缆新闻网络、惠普、日微系统的老板等等)的会议。该会议的主旨在于为全球化的世界进行分析与规划。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全球化的高度、快速、激烈的竞争将使全球百分之八十人口“边缘化”,而这百分之八十多余人口与百分之二十搭上全球化快车的人口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今后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日微系统的老板格基(John Gage)表示,届时将是一个“要么吃人、要么被吃”的世界(to lunch or be lunch)。布热津斯基也及时献计献策,创造了一个新词汇—“奶头乐”(tittytainment,英文titts“奶头”与entertainment “娱乐”的组合),意指要使彼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安分守己,此百分之二十高枕无忧,就得采取温情(色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卸除“边缘化”人口的不满。

强势国家现在也许不会在采取老殖民主义手段来剥夺与压榨大部分人类了,可是种种新殖民主义的手段却层出不穷。从人性、利害关系、权力结构来分析以及借鉴历史经验,可以会得出结论——百分之二十的富裕人类将占全人类百分之八十的过剩人口,或者以饲养的方式强其筋,弱其志;虚其心,实其腹,使他们无欲无知,任他们自生自灭;或者就干脆以种族清洗的方式将大多数人灭绝,以求在物质资源的占有上获得绝对的优势和保证自身发展的自由。这是人类历史上强势者不可改变的行为模式!富裕者不管处在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大多数弱势者组织起来形成对一小撮极端富裕人类的挑战和剥夺。这是全球化的本质与必然归宿,这也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的真相——把人当作工具和财产来处理,就是没有把人当作人本身来对待。这是资本主义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的终结与历史的轮回。

经济发展的真正符合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衡量标准就是必须以最低限度消耗物质资源与最大限度供养现有的人类的标准来决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人类必须一方面开发新的能源,另一方面普及节约材料与能源的新技术使用,这样才会在经济上、政治上与道德上拥有真正的自由。那些发达富裕的国家只有自觉自愿普及技术与共享财富,促使其他国家的自立,自觉自愿维持势力的平衡和抑制自己的野心,才不至于要通过种种新旧殖民主义的手段去剥夺另一部分人类的生存权、自由权与发展权,才不至于导致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采取极端的措施来报仇雪恨、讨回公道。

只有建立在自然道德基础上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才能在根本上维护人类的长远利益。只有大船才能载人,才能远航,才能给子孙后代带来无限光明的未来。社会主义的理想的本质就是让所有愿意诚实的劳动与正直的生活的人们都能够诚实的劳动与正直地生活下去,而不必要自觉自愿或者被迫挖空心思地算计与损害他人;让所有愿意活下去的人都活下去,而不必诉诸人口的自然清洗和非自然清洗的罪恶手段强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全人类是一个整体,任何人都无权把他们分裂开来,让他们在猜忌与憎恨中互相残杀。过去的人类、现在的人类和将来的人类也是一个整体,一代人无权灭绝下一代的希望和把他们应得的继承物毁灭和挥霍。

人类的最为理想的生存状态应该是自觉自愿去过一种有道德和有节制的生活。求得内心的安宁与精神的清明,使子子孙孙不断地繁衍下去,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自由与整体上的自由。那种我死后那管洪水滔天的活法,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道德观根本无涉。人类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以保护绝大多数人类和未来子子孙孙们的生存权、发展权与自由权,每一代人类都有权也有义务保卫全人类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自然与和谐地生存吧!只有这样,人类才会具有真正的自由、幸福与尊严。

来源: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