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筱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 12 年前那个闷热的夏日午后，我毅然带着一个破箱子从家中出走，夜晚睡在朋友一间搬空的旧屋的泥地上，第二天踏上去省城的长途汽车。这只是因为，我那专横暴戾的父亲要剥夺我上大学的权利，于是只有自己去争取。我小学时母亲去世后，我对他六年多的妥协和忍受，终于化成了最后一次无声的抗争。上世纪 60 年代名牌大学毕业的父亲，因为时代的原因，一直郁郁不得志，由此便固执地认定与其读大学，还不如读了中学能认识几个字就去工厂做工。而对于一个正充满对未来成功想像的少年而言，只会无比痛恨碌碌无为的庸常生活。这绝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一直庆幸自己的那次成功逃脱，我完全想像不出当时如果稍加犹豫，我现在会身在何处？也许是城市火车站广场上浩浩荡荡的打工人群中的一员吧。看过很多他们遭受欺压凌辱而无处申诉的报道，其实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缺少天赋，只是由于城乡差别、地域差异等因素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不得不在底层“讨生活”。我在大学的生活，也居于事实上的弱势群体，但我比他们幸运的是，有那么多人真诚地帮助过我。有时一天只能吃两个馒头，腹中饥肠辘辘，一位女生的母亲便经常让她女儿带鸡腿、鸡翅给我。还有老师帮我联系勤工助学单位，我甚至在饭店厨房里做了一个多月（自然是打下手的）。我永远感激他们。

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我并没有如我大多数同学那样踏入社会，而是当年就考取了浙江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不久本科同学就多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我总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我硕士念的专业“历史地理学”，是很专门的学科，当初决定报考，未尝没有为了录取概率高的想法。但入学之后，渐渐体会到了学术研究的乐趣，于是在硕士毕业后的两个去向之间：即赴某著名大学任教和去复旦大学继续攻读博士，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我在复旦就读的几年中，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学术专著（合著），发表了十余篇论文，不过受导师葛剑雄教授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深刻思想。就读期间我曾编校和策划了几种书籍，在文化圈内反响不错，并由此结交了不少圈内名流。于是在再一次的职业选择中，我没有进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而是进入一家著名的出版社担任策划、编辑工作。因为我的兴趣驳杂而不专，从事研究工作至多只能做个普通教授，而进入出版界也许就能为文化普及作更多的贡献。在新员工座谈会上，出版社社长说员工培训期间有人提问，怎样才能由普通编辑成为社长？他的回答是：一个成功的出版人并不一定是社长，因为社长只有一个，不可能人人都做。但人人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为某一方面业务的骨干，在这项业务上，即使是社长也只能听你的。

12 年前我离家出走时，绝不会预料到现在坐在出版社学术编辑部主任的办公室里，手下还有几个兵。在现今经济至上思潮下，成功人士似乎早已约定俗成特指读了 MBA 、成为某企业董事长、总经理那类人。但是在我看来，成功不是千万豪宅、香车美女、声色犬马，而只是拥有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即使从这个定义看，我也还远没有成功，但重要的是我一直都在努力！为了心中那一点坚持，把握每一个机会，在诱惑面前绝不轻言放弃，因为只有奋斗才能改变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