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民间对日索偿概述
我们在要求日本像德国那样反省战争的同时，还必须要求自己像犹太民族那样，为追讨公道、伸张正义、捍卫尊严而进行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从1994年“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成立并开始进行调查筹备起诉算起，中国民间对日诉讼已经走过了11年。2004年7月9日判决的西松诉讼案，成为第一个由日本高级法院判中方胜诉的案例。2004年9月1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受了243名义乌受害者联名提交的诉状，此类案件有望由中国法院审理。11年来，中国受害劳工在日本法院提起索赔诉讼20多起，胜诉者寥寥。但它却取得另一种意义上的胜利，“对日民间索赔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让许多日本人知道了他们在教科书上不曾了解到的历史。留在日本法院的证据以及那些判例，都将被载入历史。”中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童增说。
这要归功于那些搜集证据的人们。在详实的调查材料之前，日本法庭不得不承认二战中屠杀中国平民、使用细菌战、奴役中国劳工的事实，日本右翼分子的谎言不攻自破。此外，日本政府还被迫承认了慰安妇的存在，承认南京大屠杀确实发生。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的推诿态度，更多的诉讼一直处在僵持阶段。中国民间诉讼人士指出，当前已经到了一个极其关键的时期，一方面，由于资金的匮乏，大部分对日诉讼举步为艰，另一方面，这段历史正在因为时间而消逝，当年的受害者在世的已经寥寥无几。这些幸存者成了最宝贵的历史材料，抢救他们就是抢救真相。因此，把对日诉讼搬回中国打就有了重要意义，因为这样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更多的受害者出庭作证。南京和重庆都在做这样的尝试。此外，调查者们正在起草一份建议，希望确立“日本侵华战争罪证调查”为国家级重大课题，在全国进行系统的罪证调查和史料抢救工作，日本侵华战争罪证调查不仅为诉讼所需，也是为了留存历史。
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原告主要是以前的劳工、慰安妇，日军遗留武器受害者，以及日军侵华细菌战受害者。在目前的三十余起诉讼中，有三起胜诉，一起和解，其余诉讼仍在日本地方法院或高等法院审理。
二、在对日索赔路上战斗的勇士们
1、苏向祥
在哈尔滨北辰律师事务任职的苏向祥律师，自1996年就开始为民间对日索赔案件奔走，在他的辩护下，中国受害者取得了民间对日诉讼的首次胜利。2003年9月29日，日本法官历史性地宣布支持中国受害者的诉讼请求，要求日本政府向13名受害者支付1.9亿日圆赔偿金。
苏向祥表示，民间对日诉讼之所以胜率不高，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国家无答责的问题。国家无答责的简单解释是，日本是天皇制的国家，国家犯了错误不需要承担责任。日本政府常以此为抗辩理由。 二是《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规定，“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中日两国对于国家放弃战争赔偿权是否包括国民放弃的理解是不同的，故日本政府若用此为结果，法官判定则不成立。
今年两会期间，有代表要求全国人大对《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做出法律解释的议案。有关专家表示，《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是目前中国民间对日诉讼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很多诉讼失败的症结正在于此。专家呼吁，希望政府可尽快对此作出说明。
2003年，被《今日说法》评为年度法制人物。
2、童增
“中国人逆来顺受惯了，这是中国最底层民众权利意识的一次大觉醒。”回首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漫漫长路，童增眼眶有些湿润，难掩心中骄傲。
1990年春天，刚刚从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毕业的童增在《报刊文摘》上看到一条报道说，在欧洲，战争赔偿重新被提起。一个念头从他脑海中闪过：“既然东欧国家可以要求德国进行战争赔偿，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最大的受害国。难道日本不应该对中国赔偿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童增跑了好几家图书馆，查阅了大量关于战争赔偿的资料。最后，他得出了结论，“战争赔偿”和“民间赔偿”是不同的，“我当时确信，虽然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放弃了‘战争赔偿’，但是对中国的‘民间赔偿’并没有宣布放弃。”
就这样，一篇名为《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文章在童增笔下迅速成型，次年两会期间，他将此文直接上书全国人大，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注意，“有好几个省的代表联名提写议案支持我。”可是由于提案时间已过，议案未获人大讨论。1992年3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在38名人大代表的签名提议下，被正式列入大会第七号议案。消息一经传出，全球媒体一片哗然。
1994年，以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所属律师为中心所组成的访华法律调查团，开始了向战争受害者听取事实的调查活动。他们的到来启动了中国民间对日诉讼。被称为“中国民间对日诉讼启蒙人”的童增从1998年起，宣称淡出对日诉讼事务，专注于他的公司业务。但在许多与对日诉讼有关的会议场合，仍然能听到他慷慨激昂的声音。
3、尾山宏（日本律师）
几乎所有的对日诉讼专家都对日本律师团赞不绝口，他们认为，日本友人的支持，对推动对日诉讼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担任“中国人战争被害者赔偿要求日本律师团”团长的尾山宏认为中国民间对日诉讼是日本人真实的历史认识和价值观问题。如果没有坦率地承认自己国家过去的犯罪、从内心深处谢罪的真挚态度，就不会出现国家负起责任，进行补偿的局面。作为律师，他们有权以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私法为基础，端促国家正视这段历史。按日本法律规定，跨国起诉日本国家的案件，原告国的律师是不准出庭参与法律程序的，这类案件都必须由日本律师代为诉讼。因此，日本律师团的援助更显得宝贵。中国现在的许多民间调查者，是在与日本律师接触后，才主动参与到调查中来。 中国民间对日诉讼所获得的经济赞助主要来自日本，在日本的诉讼依赖于日本律师，诉讼费用由律师们自筹，不仅如此，受害人到日本出庭的差旅费用，也由日本律师筹集。迄今为止，律师团已经为中国对日诉讼案件支出了近千万元人民币，费用除了靠一些有正义感的日本公众自发捐款之外，主要的费用还要靠律师团自己解决，请中国受害者到日本出庭作证是律师团最大的一笔开销。尾山宏曾经算过一笔帐，当事人从走出家门，到日本出庭，再回到家，整个行程的花销全部由律师团承担，一个人的总费用约合5万元人民币。资金问题仍然为对日诉讼的一大困扰，从10年前开始为中国人民奔波的小野寺利孝，为了替中国人打官司，向银行贷款2000万日元，但这还不是最大的困难。在日本，他们受到了同行的尊重，同时也承受巨大压力，尾山宏、小野寺等多位律师及家人都受到过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恐吓。2004年初，73岁的尾山宏以正义感动中国，成为首位上榜“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外国人。
4、郑欣
郑欣是河北省东光县民政局的一个普通干事。一个偶然的事件，让他参与到了劳工调查中，并从此不能自拔。1995年日本静冈县日中友好协会的人来到东光，要寻找几位二战幸存劳工。幸存者基本上都在农村，郑欣平常专门负责社会救济工作，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领导就派他去了。“没想到他们在日本受了那么多非人的折磨，这让我很震惊。”这是郑欣第一次聆听幸存者述说后的反映。随后，当他去翻阅东光县县志时，并没有在县志上找到任何关于二战受害劳工的记录。“如果现在还不做记录的话，以后这段历史可能就会被遗忘。”出于这一简单的想法以及对劳工们的同情，郑欣由此开始了一段劳工调查的马拉松。
从东光县开始，到河北各地区，再到山东、安徽、吉林等地，9年来，郑欣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他走访的人超过3000，接待的来访者不下2000人。郑欣和妻子两个人的月工资加起来不过1000多元。为了省钱，每次调查，只要不是太远，他都是骑自行车过去，最远的时候一天骑过100多公里。有一次，半路上自行车坏了，40多里的路，他是走着回来的。出远门，他一般都买最便宜的火车票，晚上上车，以确保白天不耽误办事。这些艰难在郑欣眼里，并算不了什么。“我在抢救历史。”郑欣略显自豪地说。历史一转眼已经翻过60年，好多受害者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有好几次，联系好幸存者，过一个月再去，老人已经遗憾地走了。 在郑欣的家里，劳工调查的材料堆积得像座小山似的，这还并不是他全部的“家当”。这两年，录像带被盗了好几次，为安全起见，郑欣不得不把它们分散地放在几个朋友家。“这些材料丢了就等于要他的命。”他妻子说，他们为此倾家荡产，邻居们很不解，说从没见过这么神经的人。前几年，妻子单位分房，家里穷得连两万块钱都拿不出，至今他们仍住在那间已经住了十几年的平房里。为了一心搞调查研究，去年郑欣跟单位申请了提前退休，工资只剩下原来的一半，本就入不敷出的生活，将更加艰难。在河北的劳工群体里，郑欣已经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名人，只要一发现新的幸存者，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跟郑欣联系。需要中国二战幸存劳工资料的日本律师，也常常找郑欣。他多年积存的资料，已经足以绘出一张中国幸存二战劳工地图。郑欣希望在2006年之前，能访问到华北地区所有的幸存者。他正在酝酿出一本书，他要把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调查经历全都写出来，在日本投降60周年的时候出来，给每一个他接触过的幸存劳工人手一本。
5、康健
她是一个娇小温和却又意志坚强的中国女人，是一个让日本政府和三井等著名日本企业十分头疼的中国律师。她就是康健，一位代理中国劳工、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的中方代理律师，同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进行了近十年的“抗战”。她的身后是一些风烛残年却又伤痕累累的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她所进行的诉讼，是一场关于中华民族尊严的诉讼，是一场民间个人针对日本政府强弱悬殊的诉讼，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纪之诉。在这场诉讼中，她试图让人们明白：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不大白于天下，人类文明史将因此而蒙羞。
从1995年到现在，康健作为中国原告方的代理律师在日本法院以辅佐人身份先后共参与了11件对日索赔案件，这还是把相同案件的一审、二审放在一起计算，否则就不只是11件，而是二三十件了。平均每一起案件的诉讼时间都长达五年以上，而像慰安妇索赔案件，康健就从1995年一直打到现在。在这些案件当中，康健坦言输多胜少，但不是输在法律上，而是因为日本政府始终不能拿出自己的诚意和责任心来面对当年的侵华战争。而且通过中日双方律师团及支援者的努力，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判决书认定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犯罪事实。2002年4月福冈劳工索赔案件的一审胜诉(二审败诉)和2004年3月的新泻劳工索赔案的胜诉是中国劳工在近十年诉讼历程中获得的为数不多的胜利。这两次历史性的胜利对民间索赔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6、王子安
王子安，中国被掳日本劳工联谊会 ( 筹 ) 山东分会会长。他是二战劳工受害辛存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日本律师森田太三，从此便开始了长达8 年的证据搜集工作。他骑车奔波于山东各地，寻找和他有着同样悲惨遭遇的战友。已风烛残年的他仍不知疲倦地为对日诉讼的事忙碌着。
以上六位人物只是对日索赔战线上的几个缩影，还有许许多多战斗在这条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为了让历史大白于天下而战斗着，让我们向他们致敬。
就算败诉也要打这类官司，那么其意义何在呢？一位叫大森的日本律师一语道破天机：“尽管打官司以前我们知道可能要败诉，但是也不能放弃，为了让舆论更能够知道那些过去的历史，我们要做这些工作。虽然我们的官司是输了，但是在历史意义上的审判，我们是赢的。”
三、设立民间对日索赔基金
2005年8月18日，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宣布，旨在支持日本侵华期间中国受害者的专项基金“历史·人权·和平”基金正式成立，首笔个人捐款为815元，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8·15”。据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林伯承介绍，“历史·人权·和平”基金将支持日本侵华期间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索赔、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控诉侵华日军的暴行，支持国内对日本侵华史实开展调查，援助相关的对话和交流。基金将接受国内外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和民间组织、企业的捐赠。
“历史·人权·和平”基金已经接受了第一笔个人捐款，一位来自国有大型化工企业的林姓职工捐赠了815元，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8·15” 。林伯承介绍，目前，此项基金已征集到人民币220815元，其他的捐赠分别是：人权基金会一次性注入的20万元，人权基金会2002 年设立的“正义基金”现存的1万元，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联合会捐赠的1万元。据悉，此项基金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号为0200001409008817390 。
资助国内对日本侵华史实开展调查将是“历史·人权·和平 ”基金重要的职能。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说，关于细菌战最好的史书是美国人哈里斯写的，日本侵略中国的很多历史事实都没有被调查清楚，没有史料就无法让中国人知道，更无法让世人知晓。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林伯承告诉记者，他们希望日本走德国基金之路。他说，同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努力，于2000 年设立了专门给予犹太人经济赔偿的 “记忆·责任·未来”基金。“我们企盼着日本社会各界能够成为‘历史·人权·和平’基金主要的资金支持者，我们也企盼着将来日本相关方面能把这一基金承接下来，转变目前基金的职责和任务，借鉴德国赔偿基金的经验，给予中国受害者以充分的赔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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