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

    我有幸成为全国首届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作者之一，荣誉属于中国人民大学，属于我的导师，属于我的师兄们。

    我于198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一直在人民大学学习和工作，是在人民大学的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是在建立“人大学派”的口号激励下写作我的博士论文的。所以，荣誉属于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是我的硕士导师和博士导师，十多年来，我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一直是在陈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导师的言传身教、循循善诱把我一步步领入学术研究的殿堂。所以，荣誉应属于我的导师。一篇学位论文实际上是一部集体成果，它不仅是导师与我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且凝聚了我的师兄们的心血，在我的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我经常与我的师兄们共同探讨，特别是杨耕博士对我的论文写作给予了具体指导。所以，荣誉也应属于我的师兄们。

    回顾读研究生期间的学习经历，我有以下几点感想。

    第一，学术气氛应由自己营造。中国人民大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学府，它有着孕育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的基本条件，但是，个人如何利用它提供的条件却决定着学习的收益。比如，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中，我们几乎时时处处都可以接触到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的专家，有时甚至会有一些大师级的学者或思想家与你打招呼。这就是人民大学的学术环境，在这个环境下，能否时时保持一个学习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带着学习的心态就可以把每一次聊天转化成学术交谈，把每一次散步转化成学术漫步，就可以聊出学问，聊出思想。

    第二，应淡泊名利。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免不了要发表科研成果，从而能够得到一点小名小利。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名利是可以成为动力的。但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应淡泊名利。因为，名利心强的人，往往寻找追名逐利的捷径，不愿下苦功去打好基础，结果是有了点小名小利，却糟蹋了自己的先天秉赋。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取得的名利后往往把持不住，耽于名利，为名利所伤，本来是很有前途的，却被名利阻了前程。所以，我认为治学之道在于淡泊名利，既然走了做学问这条道，就要老老实实地打好基础，用事业心取代名利心，把名利看作一种结果，而不是目标。只有不被名利所蒙蔽，眼界才能开阔，思想才会活跃，才能在科研工作中取得成绩。

    第三，安贫乐道。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写道：“我们正处在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一心一意地发家致富是较为容易的；而三心二意地挣钱，到头来既脱不了饥贫还会丧失自己的专业。……我辈想进入学界的人，……大都经受着对生活毅力的考验。但愿这种磨砺能够使我们强壮起来，去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在另一个后记中，我又写道：“畸形的市场正排斥着科学的健康发育，金色的巧克力就吊在学人的前额，你若低头思考，它便生翼高飞而去。”总之，做学问与钱无缘，或者说，做学问就意味着贫穷。但我对做学问又有着另一种理解，我认为做学问也是一种修道，修的是有为于社会、有为于人类的大道，在这个过程中，能否抵御住校门外花花世界的诱惑，能否不被市场中一蓝蓝“金苹果”所打动，也是一个定力问题，缺乏这种定力，就无法做学问。当然，对于政府，我们可以呼吁提高待遇，但对自己，就必须以安贫乐道来自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