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时殷弘教授《帝国的病变、中兴与衰毁》：学问长者的真性情
复旦大学的唐世平教授曾经在一篇小文中这样评价当代中国堪称最富战略涵养的思想大家时殷弘先生：“时老师是IR(国际关系)学界中的真性情中人之一”。“在饭局上，只要你挤得上时老师的饭桌，那么几杯酒下肚，他以平生绝学为基础的‘醍醐灌顶’就开始了，这时他显得毫不学究，而且常有极富价值的经验和石破天惊的洞见。”在笔者看来，时先生的“真性情”岂止显露在饮酒之后。其最新出版的智慧之作《帝国的病变、中兴与衰毁：解读<汉书>密码》，就处处彰显着一个年逾花甲、学贯中西的长者率真可爱的真性情。
时殷弘教授早年师从共和国国际关系史学奠基人王绳祖先生，从事冷战史研究，他关于冷战期间中美关系的研究，到目前仍是北京大学外交学博士重点推荐阅读书目。近十多年来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大战略研究上面，翻译、引进了一大批国际学界著名的大战略研究者著作，并在国内逐渐培养出了一个具有较鲜明特色的战略研究群体，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
扎实的学术功底、开阔的战略视野，使得时教授的学术成果饱含浓厚的实事求是的历史意味和深沉的爱国主义特色。在很多年前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章中，他就警告，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政府必须在持之以恒加速经济建设的同时以一种坚定不移的决心实施必有的国防现代化战略，以震慑、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后危机。在学界众口一词高声宣扬中国自古就有与人为善、和平发展的文化传统时，他并不忘记提醒人们，传统中国在处理对外事务时远非那么的仁慈，中国人切不可在一个并非那么“儒家”的世界中自己糊弄自己。在全民上下对日情绪极度极端以至于可能严重影响两国正常交往并因而会破坏中国复兴大战略的情况下，他敢于真正以中国实现伟大复兴为根本目的，从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高度提出要实现中日交好。在国内一片要求外交更加积极主动的呼声中，他警告中国还是一个学习者，还必须保持应有的外交审慎。当然，他也因此而被某些人误解。但这并不影响他追求真知的决心。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句话，我想对时教授这样一个从不追慕功利的学者而言，是再适宜不过了。
近两三年，在对经典西学尤其是西方政治/战略经典学问几乎遍览之后，他开始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从政治/战略视角系统注解中国典籍。正如同他在已出版的对《史记》的解读中提到的那样，他希望能够以战略视角，重新注解中国古典史书，就像金圣叹点评四大才子书那样，最终可能找到中国政治/战略演进的内在机理，甚或“成一家之言”。《病变 中兴 衰毁——解读<汉书>密码》就是这一庞大构思中的第二种。
对中国古典史籍进行政治/战略注解并非易事。一则是但凡注解必然要求本乎原文，而不能依据翻译成现代文的版本，这要求解者有极为深厚的古文功底。二则中国史著多坚持“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重视史料叙述，而少有或者根本没有人物内心描述，且无旁证，政治分析极难展开，遑论创新洞见。三则极易走进冷门，成为人们敬而远之的学术贡品。因而截至目前，亦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工作。
然而时教授的努力恐怕打破了这个僵局。首先，作为并不那么严格的学术探索，他可以不必理会时下日渐僵化的学术规范，而主要根据自己的阅读理解，真实地记载自己的看法。于是读者有福了。我们可以看到，在本书中，富含历史智慧的论说比比皆是，但并非为论说而论说。实在是个人情怀的任意挥洒，于自然中彰显个人的率真甚至可爱。他绝不毫无底线地为帝王将相政治领导高唱赞歌，也不屑那些所谓儒官的明哲保身甚或投机钻营。他大骂刘彻授意的巫蛊之乱重伤帝国元气，从此以后尽管有霍光、昭帝、宣帝的三十年勤勉中兴，汉帝国政治文化却几乎再也难以恢复健康。他深切同情奴隶出身的皇后卫子夫，并为她反抗其夫暴政未遂的悲壮而扼腕。但同时，他也明白提出，作为“战争霸王”的汉武帝，对惯于农耕的华夏民族而言，实在是个历史的幸运。在很大程度上，他从人性的角度出发，高度赞扬宣帝治下的那些循吏良治，而这些官员在宣帝一朝的大量出现，在他看来与宣帝自身的教化、劝导紧密相关，因而他几乎全无保留地称赞宣帝堪为历史上几乎最为伟大的中兴皇帝。基于战略考量对中华经典进行严肃系统的点评，却又不失率真自然的本色，即便在全球范围内，恐怕作者的努力也可算得上开拓性的了。
其次，基于深厚的学问基础，在阅读《汉书》章节中他可以随处进行必要的中西古今比较，这是太多中国历史专业学者所做不到或者还未做到的，也正是他能够在该书中有大量“石破天惊”的创新洞见的法门之一。例如，他从大战略制定与执行的角度发现了中国历史上所曾产生过的最佳军人之一、宣帝老将赵充国。在经略西羌的过程中，这位老将既没有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拒绝执行宣帝发来的攻击命令，也没有唯上唯书，而是不厌其烦、以一名武将罕有的耐心，将自己审慎的筹划、精密的计算通过一封封上书告知皇帝，最终成功说服朝廷上下战略决策群，以最小代价赢得了经略西羌的最大胜利。在此节，他点评道：“战略说服的一位楷模”。同时，他匠心别具地指出，老将赵充国“能够按照眼前形势和需要应用孙子兵法，恰如他能够在别的情势下采纳克劳塞维茨氏路径一样”。如果读者稍稍对时教授有所了解的话，想必在此定然会想起他另外一篇极具影响力的宏论《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那是华语世界第一次从两千年战略发展史的角度极富启发性地提出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的孙子式战略传统和以大规模决战决胜的暴力对抗为主要特征的战略传统(他称之为克劳塞维茨式战略)……对于希望能够通过阅读古史而找到更多文化自信的读者而言，该书能够提供的最富涵养的价值之一恐怕就是给人一种这样的启发：有太多的政治机理，远非仅仅西洋世界中存在。早在千年之前，中国就已经同样据以运作。至少，政治/战略机理如是。
又次，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并非作者对《汉书》的全书解读，而是在“帝国病变、中兴与衰毁”这一主题之下，对《汉书》有关章节的重点注解。在章节安排上，各章所选内容严格限定在各自主题之下，并依次展开具体解读。如此，读者当不致因《汉书》部头庞大而感到阅读压力，同时又能极富效率地通识作者基于主题的战略分析逻辑。
然而本书毕竟只是作者阅读典籍之余的个人批注，并不涉及对经典本身的学术批评。换言之，它是作者基于对原著文本的绝对信任或者至少基本信任而做出的评注。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因为原著的片面而品评片面。例如班固在《汉书》中基本持一种儒家保守主义立场，对武帝开边四夷的做法略有不满。同样的，作者在评述武帝功业时便不可避免地倾于保守。这恐怕也正是该书以“病变”为开头的原因所在。在评述王莽生平时，作者直斥其为大阴谋家，似乎也并未突破班固的感情基调。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学问家对史事的态度，自有其学术立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恐怕才是智慧昌明的根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