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四库全书》研究
演讲人简介:
龚鹏程先生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他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近代思潮与人物》、《文化符号学》、《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的视野》等多部著作。
精彩阅读:
■ 《四库全书》七阁本因抄写时间先后经过多年，抄成后又因检查违碍而有撤毁、抽补等情况，因此七阁抄本内容并不相同。
这一点，古人未及注意。但因其中最早议拟影印刊行的是文津阁本，于1920年即由陈垣主持，所以清点了整部书的抄藏情况。后来其他各阁本也陆续清点过，才发现各本之卷帙、册数及实际收藏数都不一样。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初成于乾隆四十六年，又经历数次修改。最初由武英殿刊印，是为殿本。乾隆六十年杭州官府根据文澜阁所藏殿本重刻，是为浙本。同治七年，广东又以浙本为底本翻刻，是为粤本。它所载的提要，即是《四库》各本提要的总会，所以卷首都例称:“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因此理论上二者应该是一致的，世人也一直以为如此，从来没人怀疑过。
■ 诸如此类，均可见校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在意义匪浅，许多问题，过去缺乏理解，经此梳理，发现了许多新的线索，可供继续探研，对“四库学”当有极大的推进作用。对于使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为入门津梁的众多学人来说，尤为必要之作。
不尽相同的《四库全书》
编撰《四库全书》，最早由清代乾隆初的学者周永年提出，他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后来扩大了这个计划，成为四库。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编，一直到1803年最后校订完毕，历时30多年，工程非常浩大。
“四库”，是因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而得名。而经、史、子、集四分法又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所以《四库全书》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整个编撰工程分为10个阶段。包括收集资料、建立编书机构四库馆、向全国征集图书、整理图书、抄写底本、校订、建阁放书、装帧书籍、撰写书目提要、抽校修改。
《四库全书》修成，共抄七部，建七阁存书。但是由于历史和战争的原因，其中圆明园文源阁本毁于英法联军手，镇江文宗阁本、扬州文汇阁本均毁于太平军之乱，杭州文澜阁本亦毁于太平军役，其后始陆续抄补复原。所以目前还有三部原抄本:北京宫内文渊阁、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宫内文溯阁。文渊阁本现存台湾、文溯阁本现存甘肃、文津阁本现存国家图书馆。
《四库全书》七阁本因抄写时间先后经过多年，抄成后又因检查违碍而有撤毁、抽补等情况，因此七阁抄本内容并不相同。
这一点，古人未及注意。但因其中最早议拟影印刊行的是文津阁本，于1920年即由陈垣主持，所以清点了整部书的抄藏情况。后来其他各阁本也陆续清点过。才发现各本之卷帙、册数及实际收藏数都不一样。如《日讲诗经解义》、《老学庵续笔记》，其实是有目无书的，文津文渊阁本均无其书。文澜阁本被毁后因要向文津阁借来抄补时才发现这一状况。
借抄，并不只因文澜阁被毁了，所以才要借抄。各阁本内容既然颇有不同。若要完整，当然只能彼此借抄以互相补足。如文澜阁本于1914年运至北京，1925年再运回沈阳清点时，发现经部有缺，依文渊阁本抄补。文渊阁本，在1917年查点时，也发现缺了9种23卷，且也找文津阁本来抄补。
四库之间，又不仅是这一部有某书某卷而另一部缺了的问题，它们都收了的书，也可能仍有些差异。
举个例子:故宫博物院曾藏了一本宋朝李孝美的《墨谱》，是万历刻本。赵万里在故宫查书时发现了这个本子，就趁便对照了文渊阁与文津阁本，证明其间颇有异同。如文津阁本的提要说:“上卷八图，图各有说。今惟‘采松’、‘造窑’有说，余皆有说而佚其图”，文渊阁本却没这几句话，而且八个图与图说都存。这看起来是较完备了。但经赵万里考证，四库是依据天一阁藏本抄录的，可是原先天一阁本就没有“采松”、“造窑”之外的六个图，文津阁本也没有。文渊阁本子之所以有，“当出馆臣臆补”，并非原貌。而且文渊阁本的“采松”、“造窑”两图也跟其他本不一样。
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第一部告成后，先存于文渊阁。其后分贮者，第二部存文溯阁，第三部藏文源阁，第四部存文津阁。文澜阁等，则均在乾隆五十年后开始陆续颁入。
不过，入藏先后，与书本身的价值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乾隆四十七年第一部虽然告成，编纂却还没有停止，仍有许多续补及抽换销毁的工作。如删削周亮工著作等，在乾隆五十二年;项目查办钱谦益等应毁书，在乾隆五十三年。各本完成后，又奉命追改，因而有很多异同。所以研究四库全书，不应当计较它告成的先后，而应考察它增删的详略。
援庵先生(陈垣，编者按)《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一文，曾经比对各书述及周亮工时在今本与未改前底本中的差别。我读他的文章，觉得尤有价值的是在四库各本的区别。
如《鸡肋》之提要，乾隆五十二年前有“周亮工之同书，其体例实源于此”句，文津阁本改为:“朱谋玮之《骈雅》”，文溯阁本改为“陈元龙之《镜原》”，也就是说均有删改。不过也有漏改的，如《封氏闻见记》提要原本云“周亮工《书影》称云云”，文津文溯都漏改了。可以作为对照。还有彼此之间删改不同的，如《汉魏百三家集》提要，文溯阁本删139字，文津阁漏改;《空同集》提要，文溯阁本改6字，文津阁仍然没改。对于没有改的，我们可以见其原貌;而对已经改了的，我们可以考察它的变迁。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得知，四库各本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必须搭配比对着看。而文津阁本的价值更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但是最早议刊的本子，陈垣评价说是:“实为全书之善本”;也是文澜阁抄补时的主要依据，连文渊阁也曾向它借抄补充过。而即使是文渊文津都有的书，细细校之，文津阁本往往也有优胜之处。
仍然不同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称《提要》)为学海之津梁，重要性无待赘言，学者们没有不知道的。
《提要》初成于乾隆四十六年，又经历数次修改。最初由武英殿刊印，是为殿本。乾隆六十年杭州官府根据文澜阁所藏殿本重刻，是为浙本。同治七年，广东又以浙本为底本翻刻，是为粤本。它所载的提要，即是《四库全书》各本提要的总会，所以卷首都例称:“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因此理论上二者应该是一致的，世人也一直以为如此，从来没人怀疑过。
1920年，陈垣先生因为准备景刊《四库全书》，查验文津阁本，才发现阁本提要和通行本《总目提要》并不一致。于是和阚泽、陶湘、尹炎武等人共同清校，发表了《影印四库全书原本提要缘起》一文，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3卷3期，1927年出版，倡议影印阁书提要，以与《总目提要》雁行，方便学者考异。
可惜这一呼吁并未获得重视，阁本提要与《总目》之间的差异，学界缺乏研究。直到1989年，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2章第3节《四库全书总目与阁书提要的比较》才扩大比较了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与《总目》的差别。
据黄氏说，她比较过近百种提要，发现阁本提要与《总目》之不同，大略有下列几种情况:一、润饰文字;二、画一体例;三、增删内容;四、全篇改写。因此她认为阁书提要还不很成熟，是属于定稿过程中的一种状况。
但黄氏具体说的不过10例左右，不足以反映全部情形。而且阁本提要与《总目》之优劣是非也还不能如此简单概括。
举几个例子:《字鉴》，《总目》说作者“其始末则无考也”，文津本却说:“盖以弟子员着籍者也。”《汉隶字源》，《总目》只说:“宋楼机撰”，文津本就详细得多:“机字彦发，嘉兴人，干道二年进士。宁宗朝累官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权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进参知政事，提举洞霄宫。事迹详《宋史》本传。”这些都比《总目》加详且有用。
又如《埤雅》。《总目》在介绍作者陆佃时，只说他“历转至左丞”，文津阁本就说得具体:“历官至尚书左丞。”《总目》说陆佃于神宗时召对，文津阁本也记得较明白，是陆佃“预修《说文》，进书召对”。而陆佃的学术，《总目》以其书多引王安石《字说》，判断他“学问渊源，则实出安石”。文津本不然，只说他“学问未尝异于安石”。陆佃学术与安石不异，是现象的描述;若说其渊源出于安石，就推测得远了，仅有解释字义之法与安石相似，并不足以支持这样的推论，须有其他的证据，故两相比较，文津阁本均较为优长。
当然这也不是说文津阁本就较好，而是说《总目》与阁本之不同，正堪比较，未可抹杀。其差异便是它的价值所在。纵使如黄爱平先生说它只代表《总目》在定稿过程中的一种状况，也仍然深具价值。
例如《总目》在卷首凡例中特别说明了宋贾昌朝《群经音辨》，原隶经部小学类二的字书之属，后总纂官们再加审核，认为此书汇集群经音义“丝牵绳贯，同异灿然”，应该属于训诂类。所以才改隶小学类一，放在“《匡缪正俗》之前，《埤雅》之后”。可是文津阁本次序不同，是在《匡谬正俗》之前。让我们知道当时对于这本书该放在什么位置，是有斟酌的。
之后杨讷、李晓明根据北京文津阁藏本校勘文渊阁本，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1997年)与《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明代卷)(2005年)，浙江图书馆也零星出版了《文澜阁四库全书选粹》(1996年)，辽海出版社印行《金毓黻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1999年)，均是有意识地彰明阁本间的差异，但提要之不同，则尚少人关注。
过去中华书局曾出版整理本《四库全书总目》(1997年)，尝试将余嘉锡、胡玉缙、崔富章、李裕民等人的考据成果逐条编入，可以说是一大创举，功在士林。可是此书收录者遗漏较多。当时亦尚无人注意到《提要》刊本与阁本不同、各阁本之间亦多不同之现象。所以完全没有参校它的异同。
《四库全书》值得深入研究
作为国学经典，目前对《四库全书》的研究还不够全面，还有很多值得研究发掘的地方，目前我正在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校证的工作。
四库全书编成后分抄七部，本应只是一式七份，而其实颇多不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单独刊行，理应也只是一书，而现存殿本、浙本、粤本三种版本却多有不同;它们跟写在各阁本书前的提要，理论上应当一致，可是实际上也仍是很不一样。这是我们本来就知道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校证》的价值也就在这儿。但实际做了校证，对其版本之复杂状况，仍要大吃一惊。
各本互校之后，发现确有部分是完全相同的。例如《江南余载》之提要，诸本皆同。《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的提要，仅一个字的文溯阁本有异文，也可说是属于这一类。但可惜这类例子不多，大抵总有些差异。
差异大的，全篇提要皆不相同。如《周忠愍奏疏》的提要，文渊、文津、文溯三本一样，浙本、粤本一样，而殿本又自一样。一个提要竟是三种写法。《古今列女传》也是三种，但是殿本一种、文渊本一种、文津文溯又一种。《卓异记》、《敬乡录》、《浦阳人物志》、《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这类提要，则是两种，殿本自为一种、文渊、文溯、文津一种。
提要全篇不同，等于是另行起稿，或在原有稿件上改作。从清代学者翁方纲的四库提要稿本最能看出这类情况。如《读史记十表》，殿本提要约360字，仅前面20字与翁稿同，其余皆是另作。翁氏建议此书列入存目，也未获采纳，仍置于正编。《革除逸史》二卷，翁稿也建议放在存目中，提要仍然不用其言，而是另外撰写提要。不仅文字不同，考证也存在差异。翁言:“《明史·艺文志》只有《逊国记》二卷，无此书，故此书虽未必即为信史，不妨存目。”而《总目提要》则说:“明史艺文志载睦契《逊国记》二卷，不载此名。然不容同记一事乃分着两书，卷数又复相合，殆即此书之别名也。”文渊本作:“明史艺文志载睦楔《逊国记》二卷，当即此书，盖其后所改名也”，更为简洁。故可推断翁稿应是初作，殿本、文津、文溯本或系二稿，文渊本则为三稿。
不过此一推测也很难断定，因为理论上应是各阁本都完成后，《总目提要》才付排的，故殿本应在诸本之后，不应殿本既刻后，诸阁本还有修改。所以现在诸本校勘后，情况乃越加费解，尚待做更多研究。
除这种大段差异甚或整篇差异外，局部差异的情况也很复杂，首先是篇卷数目。如《钦定明臣奏议》，文渊、文津、文溯本均与殿本同，40卷;但浙本、粤本是20卷。读者若用的是浙本或粤本，自然认为书就是20卷，不会想到四库内部版本情况这么复杂。
又如，《潘司空奏疏》7卷，浙本粤本作6卷。为何独与诸本所载者异呢?因为其中的兵部奏疏二卷，浙本粤本是1卷，所以总数只计为6卷。
篇卷的差别，一部分是舛讹，需要考证“四库”所收原书以论定是非;一部分则如《潘司空奏疏》那样，属于计算方式的差别;还有一部分，是编辑过程中抽换了版本形成的差异;再就是撰写提要者重新考证而提出了不同见解的原因。
撰写提要，在著录篇卷之后，即须针对该书状况作一番叙述与考证。这部分，文字差异也颇大，《总目提要》看来自成一系，与阁本差别很多。如《南宫奏稿》五卷，都是文渊、文津、文溯各本一致而与《总目提要》不同，评价也不同。《总目》说此书是“其间牵合古义，附会时局者往往不免。然明代典章至嘉靖而一大变，史志但撮举纲要，不能具其建议之所以然。观于是集，端委一一具在。录而存之，亦议礼者得失之林，非谓其持论皆当也”，评价相当保留。阁本则说此书“于一朝典礼……无不赅具。议论明达，洵可谓能折衷于古者。录而存之，庶不没言之所长。禆读《明史》者，得与礼志相参考。于讨论沿革，要不为无助焉”，显然十分嘉赏。
这是阁本与刻本《总目》之间的不同。但刻本之间，殿本《总目》似乎又与浙本、粤本分为两系。比较这些不同，似乎殿本《总目》内容较多。这种现象很普遍，如《晏子春秋》末尾一段，“案:《晏子》一书，由后人摭其佚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旧列子部，今移入于此”，是文渊、文津、文溯本都没有的。与此相似的地方还有很多，使得殿本《总目》之价值大增。
诸如此类，均可见校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在意义匪浅，许多问题，过去缺乏理解，经此梳理，发现了许多新的线索，可供继续探研，对“四库学”当有极大的推进作用。对于使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为入门津梁的众多学人来说，尤为必要之作。
1921年伦明曾致函陈援庵先生，因援庵时正任教育部次长，伦明先生希望能由教育部主持《四库全书》的校雠，因为该书讹脱颇多，不宜任其流布。这个建议后来没有实行。来新夏先生《读伦明先生致陈垣先生的信件》一文对此感慨:“近十年来，国内竞相刊布四库，或一阁多版，或出版光盘，皆借以牟利，未闻有能聚清通之士，一一点勘者，不知何以对伦明先生”(2011年《中国文化》春季号)。虽然近年所出版的大量关于四库的书籍，未必只是为了牟利，仍是嘉惠士林，功德非细之举。但《四库全书》确应该好好校雠，则似是不争之事实。不过校雠全书，目前仍无可能，希望能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做起，聊慰绩学宿儒之夙愿。
▲重新影印出版的文津阁《四库全书》
▲位于杭州西湖边的文澜阁
▲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
(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