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晋京：G20用“大创新”重启世界经济

 　　作者贾晋京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本文刊于2016年第21期红旗文稿。

　　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中国作为主席国，提出了“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这是G20峰会首次把“创新”作为主题，并且发布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等引领全球创新政策的成果文件。这是针对世界经济当前所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进行的一次创新驱动增长政策共识的集中发力。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说：“我们将推广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创新，在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来一个根本性转变”。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在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高风险因素交织之中，唯有改变依赖虚拟经济的金融全球化扩张模式，让创新驱动增长，世界经济才能走出2008年以来的长期低迷泥淖。这就要求首先抓住创新这个“牛鼻子”，而创新本身，在当今世界，已然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大创新”时代的到来。

　　“大创新”一词，概括了创新本身当前正在发生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深刻变化，这就使得世界经济的顶层设计与全球治理必须进行全局性、广覆盖、长链条的结构性改革，才能与之相适应。因此，杭州G20峰会倡导各国以支持创新作为导向，把握创新、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进行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内生动力。

　　一、世界经济危机源于西方创新“失速”

　　当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已成全球性现象，2009到2015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仅为3.3%，远低于2001到2008年的5.3%。并且未来数年的增速预期也不断被调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三季度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相比二季度报告，下调了除中国外所有主要经济体2017年的增速预期，使得G20在2014年制定的到2018年底使“20国整体GDP在现有预期轨道基础上更多增加2%”的增长目标遇到巨大挑战。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归根结底在于全球创新能力不足，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创新“失速”，而经济持续低迷又进一步导致西方创新投入能力下降。根据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数据，2015年美国的联邦财政预算中，研发支出占比为3.4%，这一比例自2008年之后就在持续下降，而其历史峰值的1965年为11.7%。创新投入下降又导致创新产出下降，根据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数据，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受理的新增发明专利申请总数中，来自外国机构或个人的比例已上升到了超过半数，2014年这一比例为50.7%，2015年为51.1%。

　　由此可见，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引领世界创新的西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创新能力就转为下降趋势。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由于债务、人口结构等多种因素，西方的创新能力还将持续下降。更为重要的是，创新本身近年来已经出现了巨大变化，让创新变成了“大创新”，从而使创新将不再由西方引领，而是需要新的引领方式和引领者。

　　二、“大创新”正在改变世界

　　大创新时代已经到来。它给了我们一个机遇，可以通过在原有的经济系统中引入新技术、新模式、新市场、新业态、新产品等途径得以实现，其重点并非这些新技术本身，而是它们所引起的工业生产过程重组，并且这些重组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

　　20世纪60年代之后，通信与计算机、洲际民航、集装箱海运等网络状全球基础设施，革命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地理，跨国制造、离岸设计与国际金融等新兴事物使地球变成“地球村”，为大创新提供了土壤。随着全球制造中心移出西方，互联网、知识经济和生产型服务业兴起，价值链出现全球化延伸，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分工角色的变化，创新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一是创新生态系统从“温特制”到灵捷制造的转型，在“温特制”下，掌握标准的跨国公司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多个模块和环节，再外包到全球进行生产，而在灵捷制造环境下，以项目为组织中心，全球的参与者可以采取内部团队、外部团队与其他企业合作或虚拟公司等不同形式来完成生产过程;二是创新驱动力从跨国公司驱动到全球市场驱动;三是创新的组织与扩散过程，从以发达国家和精英化为特征，变为以“去中心化”和大众化为特征;四是能够带来创新的核心资源，从大工业变为大数据。

　　基于上述四方面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在新技术、新模式、新市场、新业态、新产品的创造、推广等方面，都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使得创新变得比以往更“大”。

　　对新技术来说，如何从原始创新升级为集成创新，是当代的战略性转变。当代研发越来越需要众多研究者的合作，一个项目所需的人员、资金、设备越来越多，相应地就更需要更强的组织能力和资金支持，曾经是研发主流的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小组就能得到重要成果的模式，变得越来越少。现在一个研发成果往往是几百项甚至成千上万项技术、专利的集成。这就意味着拥有最大的创新生态系统和最多创新参与者的国家，才能引领创新过程。

　　对新模式来说，传统方式是以“穿越火线”的匍匐前进方式完成的。而当代新商业模式的推广，往往需要大规模资金运作，在短时间内迅速获得全国乃至全球大量用户，而后在此基础上再打开新的市场空间，微信就是典型案例。这就意味着创新需要“大金融”支撑。

　　对新市场来说，如何从全球销售升级为全球营销，是每一个公司的新课题。一个案例是：美国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为了应对全球化营销的新挑战，聘用了很多人类学家。为什么芯片制造商需要人类学家呢?因为英特尔生产的是通用芯片，其设计需要大量考虑用户习惯，而用户习惯本质上取决于人的行为。世界各地人的行为不同，用户习惯也就有规律性的差别，这就是芯片制造商需要人类学家的原因。这就意味着，最大的消费市场，往往意味着能为创新提供最多的“基因突变”。

　　对新业态来说，如何从缩短与消费者的物理距离转变为结合“互联网+”，是成败的关键。互联网改变了全世界人的行为习惯，从而也改变了经济运行方式。“互联网+”作为新经济的核心要素，改变着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催生出不断变换发展的新业态。这就意味着，拥有最大规模互联网产业的国家，才能够引领业态创新。

　　对新产品来说，如何从流水线输出物升级为标准体系的组织者，是决定全球价值链中“生态位”的关键。当代新产品的创新研发，已日渐成为全球价值链时代产业标准体系的演化升级过程。例如，华为的手机产品，是在其通信技术标准体系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并反过来组织带动下一代通信技术标准的制定。这就意味着，谁能影响最多用户的行为，谁就能掌握未来的标准制定权。

　　从上述五方面的变化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信息和物流的高速发展，使得地球越来越像一个“村”，从而使经济活动能够以更加系统化、协同化的方式进行，创新的合作范围和影响范畴也就变得更大，历史的车轮也因此升级为“高铁”。

　　大创新时代是价值链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全面改变了产业生态体系，已成为世界经济主要特征之一，只有把握大创新、引领大创新，才能实现创新驱动型增长。

　　三、G20擘画全球创新增长蓝图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8年，世界经济并未摆脱危机阴影，仍处在深度调整期。2016年G20峰会面对世界经济的高债务、高泡沫、高失业、负利率、低增长等“症候”，不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转为推动G20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首要措施就是把增长动力转到创新上来，从经济危机的“病根”上着手。做出了世界经济的“病根”在于创新不足导致实体经济无力支撑异常庞大的虚拟经济的诊断，也就不难得出应该以“创新”为核心药方的判断。

　　作为杭州G20峰会29份成果文件中的“No.1”，《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是大创新时代的第一份全球产业发展纲领，体现出了对“大创新”的认知和引领，是一份“大创新”时代重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蓝图，为抓住技术突破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提升生产力、创造就业、释放新的经济潜力提供了政策指南。

　　《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把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结构性改革和跨领域行动作为提升中长期增长潜力的四大措施，其中：

　　新工业革命是主体。通过推动智能制造、个性定制、协同生产和其他新型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发展，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增材制造、新材料、增强现实、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力争重大进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创新的施展空间。

　　数字经济是动力。其目标包括在2020年前新增15亿人联网、提升宽带质量、鼓励电子商务合作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创新的实施路径。

　　结构性改革是方法。其计划包括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改善基础设施、改善并加强金融体系，提高环境可持续性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G20为适应大创新时代倡导的改革方向。

　　跨领域行动是保障。其方案包括加强多层面伙伴关系、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技能和改善人力资本等三大方面。具体包括改善创新领域的培训和技能，完善政策促进创业、创新以及新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的政策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经验已形成对全球治理的“正面溢出”。

　　四、中国有能力引领大创新时代

　　当今中国是世界最大制造国和最大消费国，同时也是最大货物贸易国。2014年到2015年，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从13.4%升至15.5%，可以说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上升速度。

　　中国能取得这样的经济成绩，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有效市场、最高效的组织能力、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有关，而这些特质，在大创新时代，正是引领全球创新所必需的。可以用手机的生产作为案例简单说明这一点。手机的全球价值链涉及至少数十个国家，其中品牌商扮演着价值链组织者角色。手机的零部件数可以大致使用“200”这个数字。一个新的手机型号，有时可能要量产多达1000万台。于是，需要的零部件数就是200乘以1000万个。这么多的零部件，大部分必须从组装国采购，国际采购一旦不能确保准时到货，就会延误工期。这就意味着，该国必须有足够大的生产手机零部件的产业体系，这又意味着必须有足够多的从业人员、研发者、消费者乃至基础设施与金融的配套……中国手机行业的跨越式发展，正是强大经济体系“厚积薄发”的体现，而中国的高铁、航天、路桥等引领世界的成就，背后是完备且强劲的产业体系支撑。在分工越来越细，产品的价值链越来越长的大创新时代，13亿，并且已然现代化的人口，能够满足形成“颠覆性创新”的必要条件。而人口数低一个数量级的经济体，可能无法满足这样的必要条件。

　　因此，可以说，中国完全有能力引领大创新时代，为世界经济开辟新的航道。在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宣言中，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新航道的“领航图”：

　　第一，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发挥增长潜力。体现出抓住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促进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革命性变化。为此，《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将把各国实施创新政策的力量汇集一处。

　　第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拓展发展空间。为创新发展营造更大市场和空间，让贸易和投资作为两大引擎驱动大创新巨轮。

　　第三，建设联动型世界经济，凝聚互动合力。加速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程，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使大创新得以展开。

　　第四，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夯实共赢基础。发挥互联网时代全球更加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效应，让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改进全球产业结构，并释放出不可估量的有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