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6月2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8年中期）”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胡迺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闫衍、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刘凤良、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等专家学者参加本次活动。

   杨瑞龙主持了报告发布活动。

   陈彦斌代表课题组发布了2018年中期报告《结构性去杠杆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报告指出，201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物价水平稳定，就业形势整体向好，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升。预计上半年经济增速达到6.8%左右，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位居前列。不过在经济运行平稳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呈现明显的供给强劲、需求疲软的特征。需求持续疲软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必然将会逐步显现，这也是当前经济平稳运行态势下的主要隐忧。

   下半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将有所加大，需要警惕消费增速过快下滑、宏观税负进一步加重、民间投资增速再次下滑、下半年经济增速出现超预期下滑、部分企业效益状况显著恶化、去杠杆过程中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加剧等六大风险点。

   报告进一步指出，宏观杠杆率高企是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中国杠杆率达到了255.7%，不仅显著高于新兴经济体杠杆率的平均水平（193.6%），甚至已经超过美国（251.2%）等一些发达经济体。更值得高度重视的是，中国杠杆率在不同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体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点。就企业部门而言，国企与房地产企业杠杆率明显高于其他企业，高债务问题更加严重。就居民部门而言，虽然杠杆率（48.4%）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76.1%），但是已显著高于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39.8%）。若以家庭债务/家庭可支配收入测算，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高达110.9%，已经超越美国。不仅如此，近年来居民部门杠杆率攀升速度过快、债务分布不均以及隐性债务规模较大等一系列问题均值得高度警惕。就政府部门而言，虽然整体杠杆率不高（47.0%），但由于中央政府杠杆率偏低，所以债务压力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之上。就金融部门而言，中小商业银行与非银金融机构的扩张态势更为迅猛，高杠杆问题更为严重。报告强调，要想顺利推进“结构性去杠杆”，需要从坚定去杠杆的决心等七个方面做好权衡取舍。

   下半年宏观政策既要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谨防去杠杆带来的经济增速超预期下滑风险，又要激发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促使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需要做好如下工作：一是可考虑适当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重点通过减税降费等方式降低宏观税负，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二是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通过降准等方式确保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并谨防融资成本继续升高；三是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四是将放松管制、促进竞争以及加强推动基础性研发作为产业政策的主要任务；五是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和提高居民收入等方式释放居民消费需求；六是抓住六大突破口，加快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发布会第二单元由闫衍主持，与会专家和嘉宾就中国宏观经济相关问题发表了主题演讲，并进行深入交流。

   王一鸣表示，当前来看，外部环境中最大的不确定性是中美贸易摩擦，妥善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最主要的是要稳定预期。王一鸣强调，中国要坚持结构性改革，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方向，同时也要有底线思维，要做好各种预案，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高培勇认为，目前宏观经济运行当中的最大风险，与其说是地方债，倒不如说是地方债背后的体制原因。这种体制背景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不规范，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就不健全。因而，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应理性对待，从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上，从地方财政体制的健全上去寻找改革的思想和办法。

   张燕生表示，从最近发布的2018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白皮书中可以发现，美国企业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前景看好的还是主流。外商来华投资，70%以上是服务业，是技术服务、研发服务、信息服务、专业服务。因此，要想外商来华投资形成一个新的增长点，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尤其是投资环境、市场准入、营商环境的改革将成为重点。

   刘元春指出，很多人说到中美贸易战，马上就觉得出口会出现很大问题，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出口跟全球的需求有关系，跟贸易战所涉及的500亿美金实际上没多少关系。中国经济的需求没有像很多人所宣扬的那么疲软。下半年的政策需要一系列的微调，而微调的核心则是稳定信心，我们并不主张进行大的政策调整，但是在保持战略定力、在保持底线管理的同时，一定要加强对于市场信心的维护和预期的引导。